2018-03-19 文 / 张丰

中国文人对自己的作品都多少有点虚伪的看法，自己称为“拙文”，但是如果别人批评，自己却会难过，并且本能地反击了。所以，“我李敖”这三个字，对我们来说真有点石破天惊。李敖好像并不姓李，而是姓“我”。他总是把自己放在首位，这不仅是他的语言风格，也是他的存在方式。他不仅在电视上这样说话，写文章时也是这样，很少真正讲述别人的故事，在他谈别人的时候，都是为了衬托自己。就这一点来说，他真是一位狂生。

 

凤凰卫视打造《李敖有话说》这样的节目，其实是建立在李敖在大陆已经有了广泛影响力的基础上。当时，已经有出版社出版了李敖的全集，各种正版盗版的选集也有很多。李敖已经成为一个符号，被媒体塑造为敢于挑战权威（国民党）的英雄。电视台相信李敖的节目会有收视率。李敖也知道他的“批判”是主要卖点，在节目中安排了很多“骂”。

 

知识分子登上电视兜售观点，在发达国家早已是常态，但是对大陆观众来说，在电视上表达“个性”和“自我”还是很新鲜的。稍后，大陆的读书人也开始登上电视，易中天和于丹都取得了成功，尽管和李敖比起来还是有不小差距，他们也开始在节目中小心翼翼地表达“自我”，这种尝试让他们名利双收。直到今天，易中天和于丹都还有很高的版税收入。

 

21世纪的开始几年，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绝对是一个好时代。在博客和BBS时代，很多人开始学习李敖（也许并不是故意的），在写作中突出自我的形象。在所谓“眼球经济”主导的网络时代，“炒作”成为一个作家的基本功。像张一一那样的炒作者当然被人看不起，但是对作家来说，写作再也不是寂寞的事业了。尤其是网络时代的“论战”需要，“我认为”“我早就说过”开始成为写作者的口头禅。“自我”开始凌驾于作品之上。

今天大陆的年轻人，很少有人阅读李敖的作品，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很多作家的表达都有了某种程度的“李敖化”，李敖那一套就不再有什么新鲜感了。对自我的强调和夸赞，已经成为一种时代精神。

 

这不是什么贬义。有些人用“真性情”和“真文人”来形容李敖，其实没有抓住重点，李敖绝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“文人”。他对自我的袒露（很多时候是过度袒露，比如大谈自己割掉前列腺），其实都是自我塑造的一部分。他必须是一个斗士（当然，他也确实曾经“是”过，确实坐过牢），必须经营这个自我形象。这种做法，其实相当“现代”。他精通媒体运作的逻辑，这让他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能站在舆论的潮头。

 

对照一下20世纪初那些知识精英，我们就能发现这种明显的不同。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时，和在北京的陈独秀等人通信，语气都很谦卑，到晚年谈起自己的贡献，他仍然很谦虚。鲁迅也一样，我最喜欢读他为自己的“新书“所写的前言或后记，这时的鲁迅往往流露出非常复杂的心态：我的文章没什么用，但竟然还有几个人看……这时的鲁迅，流露的正是“传统文人”的一面，一点都没有那种战士的豪情。

 

到李敖这里，已经彻底铲除了内心中属于文人的那种矜持。在电视上，他可以大方地谈钱，谈女人。三联书店的李昕老师回忆，当初李敖授权三联可以出一个选集，但是因为工作繁忙，几个月下来出版没有进展，李敖非常生气，骂他们“占着茅坑不拉屎”——这真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作家应该说的话，却也正是李敖的可爱之处。在李敖那里，写作和出版都不再神圣，而成了普普通通的活路，如果你拖欠他版税，他铁定骂你。

不管是否有意学习，也不管是否真的有“影响”的路径存在，进入21世纪，大陆的作家都“学到”了李敖的那些招数：善于炒作自己，认真地讨要稿费，不惮于公开谈论自己的性事……他们开始习惯高频次地谈“我”，开始“斯文扫地”。

 

这是匪气还是流氓气？其实这是中国人的新“自我”，而敏锐的作家们率先表达了出来而已。这不是什么坏事，在大家都“流氓”，都更“个人化”的时候，其实反而真正催生了良好的公共讨论。回想一下本世纪初的博客和BBS，那还真是一个更能讨论问题的地儿呢。